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的变法史称“熙宁新法”。王安石变法从理财入手，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选人用人等，但重点是如何管理好国家财政，因为财政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石。他的财政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试图通过变法改变积贫虚弱的状态、充实国库收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怎样安抚百姓，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在不激起百姓反抗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更是许多帝王将相费尽心机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王安石发表了如下的观点：“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自古治世，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

王安石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财”是巩固北宋王朝的关键。儒家的经典《周易》指出：“何以聚人？曰财。”意思是，天下之人，有“财”即聚，无“财”即散，有财无财决定着人民的聚散。而人心的向背，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失败的关键，这就充分说明“财”的作用和重要性。王安石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反复强调：“夫聚天下之众者财”、“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反复说明“财”是“合众”、“聚众”的纽带和桥梁。他还指出“理财”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有财却不能好好管理，“擅万物之利”，只有善于立法，并选择能干的官吏来理天下之财，才能使天下富足，使统治稳定。在这里，王安石反复论述了能否成功地解决财政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提醒执政者千万不可忽视财政问题。

“理财”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理财呢？王安石又指出：“理天下之财者法”、“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这里所说的“理财”的“法”和“义”，是指理财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就理财的根本原则而言，王安石认为“理财”应建立在“生财”的基础上。“生财”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宋王朝的财政收入；二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王安石认为这两种生财方法都是可行的。

与此同时，王安石在向皇帝建议增加财政收入途径的同时，竭力倡导不能采取增加平民百姓税收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会把被统治者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应该抑制豪门大户的土地兼并，使平民百姓有足够的耕地，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然后在百姓富足的前提下才能增税。如果贸然按人头增加税收，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往往会导致天下大乱。

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生财)，取天下之财(聚财)以供天下之费(用财)。”这两句话，包含了生财、聚财和用财三重涵义，而生财是基础。如果社会没有创造财富或创造出财富不多，怎能聚财和用财呢?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安石把国家财政同社会生产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观察分析，把发展社会生产，培植税源作为国家财政充裕的前提，这显然比当时有些人单纯强调增税更积极、更有活力、更具有远见性和超前性。王安石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尖锐地讽刺了北宋王朝以拼命搜刮农民为其唯一的理财方针。他写道：“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者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欤!”意思是一个人关上大门同自己的儿子做买卖，即使把儿子的钱都赚过来，还是不会富足。王安石反对单纯采取强硬措施增加税额，主张发展社会生产以开辟税源，对于减轻人民的痛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大有好处，这在当时是大胆的、积极的。

王安石虽然在当政参政时，备受当时封建劣豪和保守派的攻击反对，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是实实在在的，他的财政思想是发展生产、崇俭反奢；他从维护统治者长远利益出发，兼顾了各个方面的利益，这是对范仲淹改革思想的继承、拓展、丰富、充实。王安石为政清廉，没有财富留给后代，隐退江宁后，唯一的半山堂也在死后捐给了佛寺，可谓一生清政廉政，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王安石的财政思想和用人观念和他为政清廉、淡泊名利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值得我们后人加以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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