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其中复社中坚侯方域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侯方域送李香君一把提诗扇，而和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香君坚决不从，撞头欲自尽未遂，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全剧其中穿插当时历史事件，南明君臣如何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
二、剧作欣赏
《桃花扇》是孔尚任经过十余年的长期酝酿，在掌握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实人实事”而创作的一部反映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传奇。
《桃花扇》的思想意义在于：明朝灭亡以后，孔尚任第一个以戏剧的形式，展现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评价了南明的历史，艺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教训。作品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和腐败，揭露上层统治集团及其军事首领间的尖锐矛盾，刻画了马士英、阮大铖一伙迫害清议派和无辜百姓的凶残面目，鞭笞了他们在国家危急时刻的投降主义本质。在表现正面人物时，孔尚任描写了史可法抗击清兵的决心，表现了他在“江山易主”以后沉江殉国的英雄气概。作者赞扬了李香君关心国家命运、反抗邪恶势力的可贵气节，肯定了民间艺人柳敬亭、苏昆生为挽救国家危局不惜奔波以及他们和其他歌妓、艺人、书商等下层人民反对权奸、关心国事、不做顺民的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强烈对比中，人们看出了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这一幕江山沦亡、“舆图换稿”的历史悲剧，激发当代人的故国情感，唤醒了潜在的民族意识。
首先，从《桃花扇》所展现的故事情节里，我们看到了明代三百年基业覆亡的原因。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清兵乘机入关的时候，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勾结四镇迎立福王。他们忘记了中原未复，大敌当前，买妾的买妾，选优的选优，完全是一派腐化堕落的现象。为了私人派系的利益，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想到上下一心，团结对敌，反而假公济私，自相残杀，最后甚至调黄、刘三镇的兵去截防左良玉，致清兵得以乘虚南下，成立刚刚一年的南明王朝就跟着覆亡。作品中关于这方面的大量描绘，鲜明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确是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它使我们从一连串舞台艺术形象里清楚地看到当时南明统治集团里那些最腐朽黑暗的势力怎样由生活上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一步步把国家民族推向覆亡的道路；又怎样由政治上的把持权位、排挤异己，一步步走向了投降敌人的道路。
其次，作品还通过侯方域的活动表现当时统治阶级里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政治面貌。侯方域是著名的复社文人领袖之一，在继承东林党人的事业，反对阉党余孽的斗争中，表现他政治上进步的一面。然而正当国家内外危机深重的时候，他却沉醉在歌楼酒馆之中，这就决定他在政治上的动摇态度，不可能担当起挽救南明危亡的历史任务。
最后，作者还为我们描绘另外两类人的精神面貌。一类是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古轮台〉然而在那样腐朽的南明王朝里，史可法是完全孤立的。他名为阁部、统帅，实际只有三千残兵，一座孤城。结果也只有留下一个悲壮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三、历史影响
桃花扇一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中国各代王朝的灭亡实际和明代是如出一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剧本脱稿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在舞台上经常演出。康熙皇帝专门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剧本，看到其中描述南明皇帝耽于声色的情节，常皱眉顿足说：“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康熙对怀念明朝的百姓十分忌惮，曾多次编造谎言污蔑明朝，自然借此机会发挥。康熙一生追杀明朝皇子，直到在康熙四十七年凌迟了最后一个已经七十八岁的明皇室嫡子朱三太子，才放下心来。这部戏对明代一些气节之士的赞美更令康熙为首的满洲人不满，不久作者就被借故罢免。
满清强迫中国人剃发易服，剃发并非如今天电视剧里所演的阴阳头一般。历史上真正的剃发是金钱鼠尾，脑袋上的头发几乎全部剃光，只留中间一块。丑陋屈辱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屈辱，普通百姓奋起反击，死难者以千万计。
20世纪之初，王国维自1908年至1912年钻研中国戏曲，曾极口称赞元剧之文章，但却认为不及《桃花扇》。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矣！王氏指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915年，吴梅为暖红室校订《桃花扇》后，写了一篇题识，并在所著《顾曲麈谈》中赞扬此剧不独词曲之佳，即科白对偶，亦无一不美。1918年7月，他又写了《桃花扇传奇跋》，专论其艺术成就说：东塘此作，阅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王国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俩对《桃花扇》的艺术评价很高，但都没有触及孔尚任的身世的思想内容。在清末民初，能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学者，当推梁启超为第一人年，他在《小说丛话》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他说：“《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葢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注：阿英编：《晚清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曾改编过这部剧本，将结尾改成侯方域剃发留辫，改换清服入仕，找到李香君后，李香君愤而和其断交，以讽喻当时的卖国汉奸汪精卫之流，（其实历史上真实的侯方域确实在顺治年间回河南参加了乡试）。1964年剧作家梅阡、孙敬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采用的是欧阳予倩剧本的结尾，由著名演员王丹凤和冯喆主演，并以昆曲曲调作插曲，有的唱段选了牡丹亭的词，更烘托出悲壮的气氛。但由于写的是末代王朝，文化大革命中被无端指责为“怀念失败的国民党政府”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文革后被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