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紧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造成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他十岁丧父。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接着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毛泽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建国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史无前例” 的日月，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泼泼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作是“日常课程”。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在写作《子夜》的时候，作家又充分地运用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获得的社会经验。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一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过去的这段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做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一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一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