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高粱》是用现代诗学的笔法书写生命的赞歌。叙事视角转换挥洒自如，纵横驰骋；运用象征手法，物我合一，诗化生命；作者感觉敏锐纤细、自由灵动。整个作品意蕴深刻，风格隽永，耐人寻味。

[关键词]《红高粱》；现代诗学；叙事；象征；感觉

发表于1986年的《红高粱》可以说是莫言的成名作，它写得热烈、高昂。一经发表立即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同时确立了莫言在新时期文坛的地位。相隔十几年后重读《红高粱》，它仍会给我们强捍的生命以震撼。它的纵横驰骋，挥洒自如的叙事；物我合一，诗化生命的塑造；敏锐纤细、自由灵动的感觉运用至今仍令人折服、惊叹。《红高粱》是用现代诗学歌咏生命的佳作。

小说《红高粱》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1]这篇类似祭文的序，通过对“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的祭祀、膜拜，表达了我对曾经的先辈们顽强生命力的呼唤，对爷爷奶奶们绚丽的生命形态的盛赞。同时深痛于“种的退化”，试图在对前辈的缅怀中，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注入新的血液，摒弃荒凉、萎缩，高扬雄健、活泼的生命激情，复苏当代人的生命活力。
《红高粱》以家族史的形式讲述故事，小说主要以成年人的“我”和十四五岁的少年——“父亲”为叙述人，描述故事，塑造形象。两个视角的运用灵活机动，交互有致，互为补充，从而达到多侧面、多角度地塑造人物，描述故事，挖掘主题。“父亲”作为历史亲历者描述故事、再现场景，带有浓厚的主观感受色彩，使“主人公(他)看到的场景也是读者所看到的，叙述中主人公的视野触及到的景物以及程序和读者的阅读构成同步关系”[2]，使读者犹如身感同受，增强小说的现场感，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如第一节中“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乱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的形和影……奶奶象岸愈离愈远，雾象海水浴近于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1]这个画面以“父亲”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来描述，通过人物视觉、听觉的描写，形象真切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氛围。同时也透露出“父亲”作为一个少年跟随余司令初次去参加血战的胆怯心理。又如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剥皮一段“父亲看到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象锯木头一样锯着。……父亲的腿瑟瑟战抖。走过一个端着白磁盘的日本兵，站在孙五身旁，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磁盘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磁盘。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磁盘里活泼的跳动，打击得磁盘叮咚叮咚响。”[1]由于父亲的亲历性，描写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象锯木头一样”的割耳朵动作就有了时间的持续和潜在的声响；耳朵“活泼的跳动”“叮咚叮咚响”以声音逼真地再现画面，突出了日军的残忍，在悲愤之余激发了“我们”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使后面余司令带领乡民与日本兵血拼成为必然。
“我”作为故事之外的全知全能视角叙述，对文本和读者有间离作用，使读者阅读小说有了距离感，拉开了读者与直接性体验世界的距离，同时“对于文学来说，距离便意味着理性，意味着现实性，意味着对意义的关注，意味着对信仰根基和精神归宿的可靠拥有。”[3]
小说第一节就写道，“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异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我”以一个居于历史故事之外的当代人回眸历史，表达对故乡先辈的情感。对他们超出一般道德意义的那种敢爱敢恨，能生能死的剽悍勇猛，不可驯服的生命意志给予认同。同时由于叙述者“我”讲述的是“我”的家族史，因而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正如莫言自己所说“我使用感情评判生活而不是用理性评判生活”[4]，这样就能酣畅淋漓的抒发主观情感，高扬作者的主观精神。同样对上述罗汉大爷被剥皮一事也是通过“我”以官方资料的形式呈现真实历史，对人物——罗汉大爷从民族主义出发，给予高度评价。“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1]
“我”的叙述还是对“父亲”视角叙述的必要补充。正如文中写道“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1]这种叙述把“父亲”不可能知道的奶奶、爷爷的野合，奶奶的激情与野性，率真、自由的生命品质传达给读者。使奶奶形象更加色彩斑斓、光彩照人。“我”对陶罐老人传奇般乡谣的转述有助于爷爷、奶奶形象的侧面展现。“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华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1]
作者对不同叙述视角的运用把握自如，穿梭往来、游刃有余，有助于作者主体意识的表达。使小说叙事这一外部形式与作品内容紧密联系。达到形式与内容、形式与思想的同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