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诱惑侦查
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谢佑平教授对诱惑侦查如此讲解：诱惑侦查，又称“警察圈套”，是指在侦查某些极具隐蔽性的重大案件中，侦查人员或在侦查人员主导下的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或在一定时间内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由于利弊并存，在国外，诱惑侦查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审查。如果我国人民检察院在打击贿赂犯罪中使用该手段，法律必须明确其界限和程序。
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正面对和西方国家近似的犯罪形势，尽管没有法律规定，但出于有效打击贩毒、伪造货币等犯罪行为的需要，使用诱惑侦查合理正当。
对于这一论据，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因为形势需要而忽视基本人权的保护。“法律的任务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诱惑侦查却有可能使一个无辜公民遭受刑事惩罚，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鉴于正反两方面的尖锐冲突，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进行了类型化切分，“被诱惑的人没有犯罪意图，但便衣或特勤的诱惑行为使其产生了犯罪意图，称为犯意诱发型；被诱惑的人已经产生了犯罪意图，便衣或特勤的诱惑行为只是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犯罪的机会，称为机会提供型。”一般来说，对于犯意诱发型侦查，学界和实务界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应当追究被引诱人的刑事责任，而对机会提供型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应当依法定罪量刑。这就是说，被引诱人本来是否“清白”将是决定他有罪或无罪的关键因素。
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著名刑事诉讼法学专家樊崇义教授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张某并不吸毒，但扮成毒品贩子的警察一再向他推销，经不住诱惑，张某决定试一试并购买了毒品。如果警察因此将他逮捕，显然不公平，因为张某在警察向其推销毒品以前，并没有购买持有毒品的意图；反之，如果张某吸毒并有购买毒品的意愿，则无论警察是否向其推销都不会影响他购买毒品的行为，在这里，警察的推销仅仅为张某实施犯罪提供了一次“机会”。
张成勇律师认为，公安机关的特勤人员一般是某个犯罪网络的圈内人，为了立功、争取宽大处理，会主动和被引诱人联系，甚至会主动提出数额更大的交易要求，促成交易成功。公安人员出于打击犯罪的考虑，一般不会向法庭出示特勤证明，在证据“一对一”的情况下很难确定到底是谁首先提出的交易意图。“陆振杰说自己从未贩卖过毒品，是周某先找的他，而周某则说，是陆振杰先联系的她。即使陆振杰以前卖过毒品，仅凭周某的证言是否就能推定在这一单案件中，是陆振杰先找的周某呢？在难以确定犯罪意图由谁引起、何时引起的情况下，对被引诱人陆振杰如何量刑的确是个问题。”
看来，尽管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给出了一个正当与否的标准，但在操作中遇到了落实的难题。
诱惑侦查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其合理性，又存在某些弊端，滥用这种手段可能会导致破坏法制、侵犯公民权利的结果。
樊崇义教授认为，用好这把双刃剑，使诱惑侦查在一定限度内依法进行，关键在于对这种手段进行必要的限制。“需对从事侦查活动的人员，主要是警察及其辅助人员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制约与监督，这不仅仅是侦查活动本身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法治精神的应有之意。”
他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来规范这一手段：第一，制定相关法律，完善证据规则，树立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执法理念；第二，适用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不宜过宽；第三，程序上应加强限制，应当完善检察机关对侦查手段、方式、方法的监督力度；第四，对未成年人禁止使用诱惑侦查。
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对诱惑侦查的使用提出了各种细化的方案，较为一致的观点是：1.实施对象的特定性。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且有较为明确的犯罪嫌疑人，捕风捉影或者“漫天撒网”式的诱惑侦查应被严格禁止；2.案件范围的特定化。通常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涉及高科技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以及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不包括杀人、伤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3.实施情形的必要性。诱惑侦查既然为不得已之手段，就只能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情形。
四、相关法条
对诱惑侦查，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只是第43条笼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参考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0534940100brrn.html
http://oldfyb2009.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13162
刑事诉讼法教学参考书 主编：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