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参与与政治现代化

一、政治参与与政治民主
        现代民主是建立在少数职业政治精英和占人口多数的民众分化的基础上的。民众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途径，对政治精英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这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本内涵。通过政治参与，民众不仅可以表达对政府组成和政策制定的意愿或者要求，使政府的各种行为以民意为依归，而且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学习民主知识、民主技能以及培养公民精神。但是，作为民主政治核心要素的政治参与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政治民主。政治民主不仅受到政治体制的程序结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且与政治参与本身的性质、结构、方式密切相关。政治参与要促进政治民主的发展，需要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政治参与相对于政治制度的承受力必须是适度的。在一个制度化程度低、参与渠道闭塞的政治系统中，民众的要求和不满由于没有相应的表达途径而蓄积，最终演化为大规模的体制外暴力。而且，民众适当的政治参与能够为政治精英发挥其创造力、进行制度创新留下较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
        其次，政治参与应当具有尽可能高的社会代表性。政治参与的社会代表性意味着民众政治参与权利和行为的普遍性，它不仅应当体现在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还应体现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在前近代社会的政治形态中，政治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内部游戏，而大多数民众则被明文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对政治活动没有任何发言权。
        再次，政治参与应当是组织化的。“没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将堕落为群众运动”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政党和政党体系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功能，是将政治参与纳入民主化轨道的关键力量。现代政党政治的主要功能便是参加和组织各种各样的选举，争取使本党的候选人当选以组织政府，从而将本党的政治纲领纳入政治过程。
二、政治参与与政治秩序
        与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相类似，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关系也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它不仅涉及到政治参与本身的性质、结构和方式，而且与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学者们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得出以下几种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关系模型：
1.自由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以K·多伊奇、D·勒纳、C·布莱克、M·李普塞特等提倡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为代表。该模式根据美国的现代化经验认为，公民参        与政治的现代化程度越高，政治体制对公民的政治诉求的反应就越灵敏，这样就能够提高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直接关系到政治系统的稳定。缺乏公民参与的政治体制也必然缺乏公民对该体制的信任感，民众的政治参与最终会以体制外暴力的形式出现。
2.“差距模式。”        亨廷顿在对战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常常超过政治体制的承载能力：一方面是政治参与的骤增，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化水平的相对低下，这两者间的差距最终会导致政治动荡。
三、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
        现代政治学认为，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复杂的关系。
        首先，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之一，因而也是推进政治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参与与控制的矛盾是必然会面临的一对社会政治矛盾。这是因为，政治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需要也势必造成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成员被越来越广泛的卷入社会政治生活，而他们客观上也要求政治参与的扩大。
        其次，政治参与是衡量和考察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参与要求与现有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矛盾的化解的效果和水平，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衡量因素。
        第三，政治参与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在政治发展的动力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有很大区别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过分突出了政治参与对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故意回避和忽视经济因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实质是在为向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扫清道路。
        第四，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政治制度化，包括结构功能的分化，二是政治参与。随着社会发展，政治参与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主体逐步扩大到中产阶级，乃至一般民众；二是参与能力提高，能够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参与政府决策。而这些可以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合法性以及高效的行政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力量的整合提供支持，从而推动现代政治体系的建立和实现政治发展的既定目标。而政治发展出现动乱和不稳定在于出现了“参与危机”。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是不断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与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要求相适应，使二者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