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01期。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反之,若一政治体系在掌握政权之后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
2.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06期。
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在民主政体下 ,政党既是社会自主参与国家生活的内在要求 ,同时也是以民主的方式运作国家制度的内在要求。任何掌握政权的政党都必然同时维系着国家与社会 ,由此形成的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执政党活动的现实基础 ,决定着执政党的执政方略、执政政策。
3.俞可平：《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学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03期。
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最新发展，它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产生，并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有人说，７０年代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正义，８０年代则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在９０年代，正义和社群同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题。社群主义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范式上都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本文集中考察了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包括权利观、公益观和国家观。限于篇幅，对于社群主义政治观的理论前提伦理观和哲学观略而未论。
4.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3期。
当代政治学受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动,日益认识到不同社会和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政治意义。自然障碍的逾越,人为藩篱的冲破,排外心理的消除,是文化因素走入政治科学殿堂的阶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可以视为这个进程的起步:人类社会必然会为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种设计,它会赞成某些应付事态的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态的方式,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人们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视为整个世界的基础。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生活不单单由诸如制度、体制、权力、规范等“硬件”构成,还有“软件”亦即潜在的或内在的命令,如价值、感情、心理、态度等。政治文化分析恰恰是适应人们的这种认识要求而生的。
5.陈炳水：《论我国行政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社会科学》，2005年02期。
本文围绕行政决策中的公民参与这一中心 ,运用政治学与行政学的有关原理 ,在阐述政府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理论根基的基础上 ,分别从丰富民主政治的内涵、推动现代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的发展、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以及使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等方面 ,揭示了公民参与政府行政决策所隐含的功能与价值 ,并提出了要使上述功能得到发挥和价值得以实现 ,必须从制度层面、环境层面与思想观念层面 ,创设保障我国目前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具体条件。
6.李景鹏：《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学探讨》，《学习与探索》，2005年01期。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和谐”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 1 000 美元,正在向人均3 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经济起飞期,也是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期。这期间,既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繁荣局面,也可能因社会矛盾高发而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所谓和谐社会,指的是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或社会体系中诸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