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律学的发展与法律解释的规范化

（一）律学对传统法律发展的影响
　　两汉引经注律，律学与政治伦理结合而日兴。但经学的发展，导致其专门索隐发微的章句之学，流于烦琐迂腐，日近绝路。另一方面东汉以来的阴阳谶讳等神学思想，经桓谭、王充等人从哲学上的批判已无甚作用。"名教"出于"自然"说（非董仲舒的"天意"说）的"玄学"抬头，并对法学理论有一定影响。加之汉初尚黄老之术，道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潜在影响，导致这一时期名辩之术和《易》学的盛行。这多种因素使律学在魏晋之时，开始从伦理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研究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对古代法律的起源、本质与作用的一般论述，而是侧重于律典的体例、篇章逻辑结构和概念，以及定罪量刑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改汉《九章律》第四篇《具》律为《刑名》"冠于律首"。又如张斐在《律注要略》一书中对《晋律》２０个名词的解释。特别是他对确定犯罪性质，区分犯罪情节的１５个名词的解释，多为后世法律所遵奉。其中对"故"、"失"、"过失"的解释，比之今天刑法典对故意和两种过失的说明，也是大同小异。这一时期的律学成果逐渐为传统律法所吸收，《北魏律》的"累犯加重"，"共犯以造意为首"就是例证。
　　杜预在《律解》的上奏中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这使律学亦成为注释之学，加之东晋以降官方注释的确立，私家言论大受限制，从而使律学研究走向衰微，法理学意义上的探讨大大落后于对律文的注释，结果是律学也回到了训诂之类的老路，象张斐这样的律学家也渐次消失了。除了注释章句的律学内容得以发展外，律学中"学"的内容已近衰竭。然而律学仍不失其在中国法律史中的重要地位。《唐律疏议》这部集古代中国传统法典之大成的法典，对东南亚各国均有影响，无论就刑名概念的解释，还是法律适用原则的确定；无论是其语言特色及注释风格，还是其内容的周密与完整等等，很难说未曾受到律学的浸润。不妨这样讲，没有汉魏律学的发展，唐律及其疏议有如此卓著之成就是不可能的。
（二）法律解释的规范化
　　随着传统法律和律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法律解释也趋于规范化，对后世立法、司法和法制的统一有着深远影响。有代表性的如晋代张斐、杜预对《泰始律》的解释，对法律概念的科学化与规范化作出了较大贡献。特别是张斐对一些法律名词的说明，如："故意"是"知而犯之谓之故意"；"过失"是"不意误犯谓之过失"；"谋"指"二人对议"；"群"是指三人以上；"赃"是以图利为目的；"戏"重在双方相和斗；"斗"着重在双方争执；"诈"是以背信为要件；"率"指力能指挥众人；"强"是以不和为原则；"造意"重在首先倡议；等等。对晋律中一些相类易混的罪名也作了解释。如"以威势得财"的犯罪，"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贼"，"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将中有恶言为恐"。此外对刑名类别也作了简明解释。如"意善功恶，以金赎之"，"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便是对前述晋律刑罚体制通俗明白的概括。
二、"重罪十条"的由来及其内容和影响
　　为加强镇压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行为，"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始于北齐。此"重罪十条"即后世法典中之"十恶"。即将直接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最严重的十种犯罪置于律首。这十条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汉代已有"不道"、"不孝"等罪名，所谓："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其它如"作上""犯上""大不敬""大逆""降叛""禽兽行"等罪名，早见于秦汉以来律令之中。魏律规定："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
　　晋律有不孝罪弃市。北魏律、南朝宋律皆严惩不孝罪。北齐则将此罪列入"重罪十条"，虽属八议，亦不减免。晋律沿之，张斐上《律表》解释："亏礼废节，谓之不敬"，"逆节绝理，谓之不道"。由此可见，此时的概念仍较笼统，不像后世明确。
　　南北朝时，进一步罗列罪名，《北魏律》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设具官"。且将"害其亲者"视为大逆之重者，处圜刑；将"为蛊毒者"视为不道，"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南梁律则规定："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产没官"。
　　《北齐律》所定"重罪十条"，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予以概括，包罗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隋唐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三、服制定罪与留养制度
　　依服制定罪是《晋律》首创，目的在"峻礼教之防"。它是指亲属间的犯罪，据五等丧服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尊长杀伤卑幼，关系愈近则定罪愈轻，反之加重，但有些犯罪，如卑幼盗窃尊长财物，则恰恰相反。这是自汉以来礼法合流的又一体现。以后历代律典均相沿用，明代更将丧服图列于律首。
　　留养，亦称"存留养亲"，指犯人直系尊亲属年老应侍而家无成丁，死罪非十恶，允许上请，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将人犯留下以照料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实际执行。《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这一内容亦为后代法律承袭。
四、五刑制度的形成与废除宫刑和流刑地位的固定
（一）北齐刑罚制度的完善与五刑体例的形成
　　魏《新律》将法定刑分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等数种。并减轻某些刑罚，如废除投书弃市，限制从坐范围，禁诬告和私自复仇等。
　　晋律定刑为五种，计：死、髡、赎、杂抵罪和罚金，死刑有三，分别是枭首、腰斩、弃市；髡刑有四，分别是髡钳五岁刑，笞二百；和四、三、二岁刑；赎罪有五（适用于非恶意的犯罪），分别是赎死缴金二斤，赎五、四、三、二岁刑则依次缴金一斤十二两、一斤八两、一斤四两和一斤；杂抵罪和罚金也各有五等。
　　《北魏律》定刑为六、计：死、流、宫、徒、鞭、杖。《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死、流、徒、鞭、杖五刑，为隋唐以后死、流、徒、杖、笞的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
　　综括这一时期历代刑罚变革，总的趋势是逐渐宽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二）免除宫刑
　　自汉文帝改革刑罚以来，宫刑兴废无常。北魏，东魏时仍有施用宫刑记载。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 北齐后主天流五天（公元569年）亦诏令："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从此宫刑不复作为一种法定刑。
（三）缘坐范围的变化
　　缘坐指一人犯罪而株连亲属，使之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从坐"、"随坐"。秦汉以来有此类规定。尤其妇女因父亲犯族刑，要从坐受戮；而夫家犯族刑亦须"随姓之戮"，使妇女"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直至曹魏高贵乡公时才有改革。《新律》颁布后，又据程咸上议，修改律令，规定：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已嫁之妇，从夫家之罚，开缘坐不及出嫁女之先例。后世多循此制。《新律》对缘坐范围也有缩小，律定："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
　　以后的《梁律》则进一步缩小范围，规定：谋反、降叛、大逆等罪虽缘坐妇人，但"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46年）诏："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但《陈律》又"复父母缘坐之刑"。
《北魏律》缘坐范围广泛，至孝文帝时方有缩小。延兴四年（公元475年）下诏："作大逆干犯者，皆止其身"。然而法律上尽管有缩小的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却往往有扩大的趋势。
（四）定流刑为减死之刑
　　秦汉以降的死罪减等之刑——徙（迁）刑至此时期已改为流。《隋书•刑法志》载，梁武帝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建康女子任提犯拐骗人口罪，子景慈证明其母确有此行。后景慈以"陷亲于极刑"之罪名流放交州（今广东江河三角洲一带）。"至是复有流徙之罪"。北魏、北齐均据"降死从流"的原则，将流刑列为法定刑，作为死与徒的中间刑，从而填补了自汉文帝改革刑罚以来死、徒二刑间的空白，为隋唐时期刑罚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北周律又分流刑为五等，计2500里、3000里、3500里、4000里、4500里。隋唐因之。如沈家本言："开皇元年定律，流为五刑之一，实因于魏周，自唐以下，历代相沿莫之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