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朝的立法概况和主要法律形式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即位之初，即命大臣高熲、郑译、杨素等制定新律。律成奏上，诏颁天下，是为《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命大臣苏威、牛弘等人更定新律；是为《开皇律》之修定版。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大业三年（607年），新律成，是为《大业律》。据《隋书•刑法志》记载，有隋一代，正式进行的修律活动有以上三次。此为隋代首要法律形式――"律"之制定情形。
　　隋代的其它法律形式有"令"、"格"、"式"，《隋书•经籍志》谓"隋则律令格式并存"。开皇二年（582年），文帝颁行《开皇令》，分为30篇，系承袭晋令，再增加数篇而成。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命将隋令编纂为30卷，其篇名、条数不得而知。大业四年（608年），又颁布新式。
　　《开皇律》、《大业律》与隋代法制的进步并没有直接承袭北周之律，而是以北齐之律为蓝本，适当参酌北周律。隋律上承秦汉至北齐近八百年法制发展成就，合南北法制之长，体现了重大的法制进步。
　　这些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典十二篇体例的最后确定
　　据《隋书•刑法志》载，北齐清河三年（564年），武成帝颁布新律，是为《北齐律》。其律由名例、卫禁、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等12篇构成。《开皇律》继承了北齐律的基本体例，稍作变更，定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这一律典编纂体例，为《唐律》、《宋刑统》所承袭，奠定了中国此后近七百年律典的基本框架或体例。
　　不仅如此，从法典条文数量体制看，隋律也有奠基性。开皇元年的《开皇律》汇集南北朝各国法典，内容庞杂，条文多达1800条左右。开皇三年修律，删除1200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十二卷。此一"五百条左右"的体系也为唐以后律典所继承，唐宋律典一直基本保持五百条左右的体制。
（二）新五刑体例的最后确定
　　国家的正式法定刑罚体系，历代王朝大多喜欢标榜为"五刑"。尧舜禹时代以墨、劓、刖、宫、大辟为五刑；秦汉两代律典并无"五刑"体系之称。三国曹魏《新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大约有死、髡、完、作、笞五等；《北魏律》、《北齐律》、《北周律》定死、流、徒、鞭、杖为五刑。《开皇律》承继北朝"五刑"体制，确定为笞、杖、徒、流、死五刑。这一体系，为《唐律》所继承，奠定了自隋初至清末近十四个世纪中国刑罚的基本体系框架。
　　《开皇律》所确定的五刑是：一曰死刑，分为绞、斩二等；二曰流刑，有流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共三等；三曰徒刑，有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共五等；四曰杖刑，有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共五等；五曰笞刑，有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共五等。五刑总计为二十等之数。这一"五刑二十等"体例几乎为《唐律》完全继承，一直延续到清末变法之前。
（三）"十恶"制度的最后确定
　　《周礼》即把国家应重点惩治的犯罪归纳为八种，即所谓"乡八刑"。从秦汉时代开始，就有"谋反"、"大不敬"、"不孝"、"内乱"、"不道"、"大逆无道"等表示国家应加重制裁的重大罪名。至北齐时代，《北齐律》正式归纳为"重罪十条"。《开皇律》承袭了"重罪十条"，略加修改，正式定名为"十恶"。《隋书•刑法志》说，《开皇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叛，三曰谋大逆，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律首列举"十恶"并加重打击的制度，自隋至清末变法前一直是中国传统律典的最基本制度之一。
　　隋《开皇律》的"十恶"承继了《北齐律》"重罪十条"，但也有一些变化。
　　第一，从"十罪"改称"十恶"。中国自古对于重大犯罪一般称"罪"，很少称"恶"。隋律改称"十恶"，可能与隋文帝杨坚重视佛教有关，或者说是受了佛教"十恶"之说的影响。同时，称"恶"有一种更为强烈的道德判断含义，与"礼法合一"的潮流相适应。
　　第二，删除"降"，增列"不睦"。这一变化实为降低"十恶"的国家利益评价含量，加重家庭伦理评价含量。
　　第三，在北齐的"反逆"、"大逆"、"叛"三罪名之前增加"谋"字，意在加大对于危害国家和皇权之行为的防范力度。从此以后，对于这类行为，不仅仅惩罚"已行者"，而且要"惩及于谋"，即对谋划犯罪、准备犯罪，甚至仅仅意欲犯罪者也加以制裁。这一变化，也有佛教影响的痕迹。
（四）减少酷刑，降低一些罪行的刑罚度
　　《开皇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隋文帝在颁律诏书中称："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刑，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轘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轘及鞭，并令去也。"《开皇律》废除了北朝刑法中长期存在的枭首、轘身等酷刑，也废除了时人认为比较残酷的鞭刑，代之以较为人道的笞刑。
　　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命修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 炀帝继位后，又以"高祖禁网深刻"为由删修律典，标榜"推心待物，每从宽政"。"除十恶之条"，"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
（五）重定"八议"、"官当"、"例减"、"赎刑"等封建特权制度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开皇律》规定了"八议"和"例减"制度，"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已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又规定了"赎刑"制度，"其品第九已上犯者，听赎。"官员犯死罪亦可赎，"二死（绞斩）皆赎铜百二十斤"。还规定了"官当"制度，"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已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以官当）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这些在魏晋南北朝各国先后确立的官僚贵族特权制度，为隋律所全面继承，奠定了唐以后封建特权法制的基本框架。
（六）确定了刑讯的法定限制
　　《隋书·刑法志》说，隋初及此前，"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虽文致于法，而每有冤滥，莫能自理"；《开皇律》惩于此类弊端，作了重大矫正，"至是尽除苛惨之法"。又明确规定："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

二、隋代法制的经验教训

　　隋朝虽只有短短37年历史，法律创制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开皇律》虽自宋以后即已亡佚，但我们通过《唐律》可以知道其大概。《唐会要》说唐武德七年修律成，"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五百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因此可以说《开皇律》实为《唐律》原型。其所开创或重新厘定的十二篇、五百条体制以及"五刑"、"十恶"、"八议"、"官当"、"赎刑"等制度，对后世律典基本架构影响甚巨。近人程树德先生说"今所传唐律，即隋开皇律旧本"，今人倪正茂《隋律研究》谓《开皇律》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均有一定道理。其删除繁苛、废止枭首轘裂等惨酷死刑，降从轻典，对后世影响更是重大。
　　隋文帝杨坚在法制问题上态度和行为非常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主张约法省刑、反对酷刑，认为酷刑"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有时也能维护法制。其子秦王杨俊犯法，有人求情，要求免罪，文帝说，"法不可违"，如果皇子犯法可恕，"何不别制天子儿律？"坚决制止法外开恩。但是，另一方面，文帝又是破坏法制的罪魁。"天性沉猜"，性情暴戾，"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犯得立斩。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这大概是后世"廷杖"制度的起源。到了晚年，文帝"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持法尤峻，过于杀戮"。有人谏言文帝宠高颎过甚，文帝大怒，"遂以马鞭笞杀之"。文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文帝回答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这种做法，既废了法典的常刑，也废弃了西周以来"秋杀冬藏，则天行刑"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官员们竞相苛酷，"承顺帝旨"，"侯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至于炀帝，其修律和省刑之举，徒为装饰。因"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民心怨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于是又撕去轻刑面纱，"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后来又恢复酷刑，对谋反者"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噉其肉。"如此一来，"百姓怨嗟，天下大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