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法律法规

（一）刑事立法
1、《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上台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急需加强对人民的刑事镇压。由于还来不及草拟新的刑法典，袁世凯下令将清末制定但未及实施的《钦定大清刑律》稍作修正后颁布施行。这项工作由"法律编查会"完成，没有通过必须的立法程序，故其名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该刑律只是对《钦定大清刑律》稍作修正，其体例、内容并无实质性改变，只是在两方面有所变化：一是取消了原来附在《钦定大清刑律》后的《暂行章程》五条；二是删除、改正了一些与民国国体相抵触的条款和用语，包括删掉"侵犯皇室罪"一章及维护皇帝特权的条款，将"帝国"改为"中华民国"，"臣民"改为"人民"，"恩赦"改为"赦免"等。
　　1912年9月12日，北洋政府还颁行了《暂行新刑律施行细则》，以解决新刑律实施前后司法实践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这样，清末法律改革中采纳的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在北洋政府时期得以贯彻实施。两年以后，即1914年12月24日，为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及适应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北洋政府又颁布施行了《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仿照《钦定大清刑律》后所附《暂行章程》的规定，加重了对卑幼伤害尊亲属、无夫妇女通奸等违背封建礼教行为的定罪量刑，并恢复了一些已被取消的封建刑法原则。这是我国刑法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2、两部"刑法修正案"
　　第一部"刑法修正案"是袁世凯执政期间由"法律编查会"拟订的，历时八个月于1915年完成。它迎合袁世凯加快复辟帝制步伐的需要，其内容进一步发展《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的精神，增加了"侵犯大总统罪"、"私盐罪"、"亲属加重"各一章及"奸通无夫之妇"罪等。其中的"侵犯大总统罪"，就是《钦定大清刑律》中"侵犯皇室罪"的翻版，因而是民国以来刑法史上的又一次倒退。
　　1918年段祺瑞政府执政期间，为了改善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国人心目中造成的丑恶形象，北洋政府又拟定第二次"刑法修正案"。这次更多地吸取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和条文，使第一次"刑法修正案"中强化军阀专制和封建礼教的内容得到调整。两部"刑法修正案"都没有正式颁布实施，但第二部"刑法修正案"成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刑法典的蓝本，在我国近代刑法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3、刑事特别法
　　特别法是相对于普通法而言的，它往往在立法程序上比较简单，使用起来比较灵活，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北洋政府特别重视特别法尤其是刑事特别法的制定和运用。这些刑事特别法主要有：《戒严法》（1912年12月）、《治安警察条例》（1914年3月）、《预戒条例》（1914年3月）、《惩治盗匪法》（1914年11月）、《私盐治罪法》（1914年12月）等。此外，还有《陆军惩罚令》等军事刑事特别法以及《徒刑改遣条例》、《易笞条例》等。这些刑事特别法更能体现北洋政府刑事立法的本质特征。
　　第一，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北洋政府一方面频繁制宪，以标榜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民主性"；另一方面又制定大量特别法，以限制甚至剥夺人民在宪法中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权利。例如《预戒条例》规定，行政官署可以对"无一定职业，常有狂暴之言论行为"等人实行预戒令，受预戒令的人三年内的行动自由要受到警察官署的监视。这实际是对北洋政府认为有可能妨害其统治秩序的人，限制行动及言论自由。又如，北洋政府时期内战频繁，绝大部分地区常常适用《戒严法》，基本处于军事戒严状态，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也就被剥夺了。
　　第二，加强刑事镇压的恐怖性。主要是采取重刑主义，并恣意扩大一些罪名的适用范围。如在《惩治盗匪法》中，"强盗罪"与"匪徒罪"的适用范围远比《暂行新刑律》广泛得多，量刑也大大加重，不但一律处死，并且"案关重要时"允许"临阵格杀"。其打击锋芒主要指向人民群众反抗军阀统治的行为。而对于军队内部的反抗行为，更要严厉打击。如《陆军军事条例》、《海军军事条例》、《戒严法》等，都为北洋政府军事独裁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用刑事特别法取代普通刑法典，加强刑事司法镇压的方法，也被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所承袭。
　　第三，复活部分封建旧刑罚。主要发生于袁世凯统治时期。1914年颁布的《徒刑改遣条例》，首先恢复了清朝的"发遣"刑，将无期徒刑及犯"内乱"、"外患"、"妨害国交"、"强盗"等十几种重罪而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改为发遣，发往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川边、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同年颁布的《易笞条例》，又恢复了古代的笞刑，规定犯有"奸非罪"、"和诱罪"、"盗窃罪"、"诈欺取财罪"、"赃物罪"等而应判处三个月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者，可改处笞刑，刑期一日折笞刑二下；但《易笞条例》不适用于"曾充或现充官员或有相当身份者"。可见，这种对封建旧刑罚的恢复，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的。
（二）民商立法
1、《大清现行刑律》之民事有效部分
　　北洋政府没有颁行统一民法典，而是援用清末法律的有关规定。清末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经过一定删改，"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商事之规定仍属不少"。北洋政府颁布《暂行新刑律》后，又专门发布判例，肯定《大清现行刑律》中有关民商事规定的法律效力，即通常所谓"前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其中主要包括"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有关条款，连同清末《户部则例》的一些规定，共同构成北洋政府民事立法的主体，一直沿用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2、第二部民律草案
　　在援用清末法律的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北洋政府也进行了民法典的立法工作，拟订了"第二部民律草案"。它是在《大清民律草案》（即第一部民律草案）的基础上，历经十余年，按编分别完成的。最早拟定的是"亲属编"草案，后又陆续草拟出"总则"、"债"、"物权"、"继承"各编。同《大清民律草案》相比，它在继续吸收西方民法学原理的同时，更注重同中国固有习惯的结合。如"物权编"突出了中国传统的"典权"，将其列为专章规定；"亲属"、"继承"两编则基本遵循中国法律的传统精神。但由于时局混乱，该草案未能由国会正式审议通过，故始终未作为正式法典颁行，而只由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例援用。
3、单行商事法规
　　北洋政府时期，单行商事法规得到一定发展。例如：1914年颁布实施《商人通例》、《公司条例》（1923年修正），同年颁布《商业注册规则》、《证券交易所法》，1921年颁布《物品交易所条例》、《商标法》等。尽管这些商事法规只有少数几部正式颁行，其余大多停留在草案阶段，但在制定过程中大量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并在清末修律成果的基础上，对适合中国国情的近代商法进行进一步探索，其积极意义应予肯定。在司法实践中，这些商事法规所贯穿的法理与基本原则也是被准许使用的。这也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相应法规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我国近代商法体系的最终形成。

四、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体系
北洋政府时期，司法机关名目繁多，体系不一。其中司法部掌司法行政权，大理院及各级审判厅掌司法审判权。在普通法院体系之外，还有兼理司法衙门、军事审判机关、行政法院等机构。
1、普通法院
　　清末修律时，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曾制订一系列法院组织法性质的法规，试图建立一套以司法独立原则为前提的近代审判机关系统，以实现审判权同行政权的分离。但是，这些法规并未能付诸实施。到北洋政府时期，才将清末设计的四级三审制法院体系变为现实。依据1915年公布的《法院编制法》，全国普通法院分为四级：北京设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各地方分设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同时分设相应的四级检察厅。但事实上，全国设立的各级"新式法院"屈指可数。特别是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时，曾下令废止初级审判厅及部分地方审判厅。袁世凯下台后，各级审判厅也没有完全恢复起来。
2、兼理司法衙门
　　1914年4月，袁世凯恢复封建旧制，裁撤全国三分之二的地方审判厅和检察厅，取消全部初级审判厅及检察厅，改由县知事兼理司法业务，下设承审员辅助之。于是，县行政长官重掌司法权，形成了兼理司法衙门。这实际是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地方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传统的延续，因而是司法制度的倒退。袁世凯死后，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
3、特别法院
　　特别法院是相对于普通法院而言，主要指包括陆军和海军在内的军事审判机关。按照普通法律规定，在正常情况下，军事审判机关只能受理以军人为被告或直接与军事有关的案件。但据《戒严法》等特别法规定，在宣布戒严或交战地区，普通案件也归军事审判机关管辖。而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情况下处于戒严状态。因此，在各级各类法院系统中，军事审判机关一直居于主导支配地位。
4、平政院
　　平政院成立于1914年，是专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法院。平政院初成立时设肃政厅，独立行使职权，纠察、弹劾行政官吏的违法不正行为，并可提起行政诉讼，监视平政院裁决之执行，是个兼具监察与检察性质的机关。1916年，肃政厅撤销，平政院依然保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改平政院为行政法院。
（二）诉讼审判制度
　　北洋政府初期，没有制定统一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一些单行诉讼法规，内容比较零散。1921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条例》8编514条和《民事诉讼条例》6编755条，分别是在清末《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的基础上制定的，是我国正式颁行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综观这一时期诉讼制度，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形式上的四级三审制。北洋政府普通司法机关实行四级三审制，而军事审判机关则实行一审终审制，当事人没有上诉权。鉴于当时军事审判机关在司法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这一时期实行的只是形式上的四级三审制。
　　第二，军人直接干预司法。北洋政府作为军阀政权，决定了无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可言。在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事审判范围不断扩大，实际已成为最主要的诉讼活动。军事法庭剥夺当事人一切诉讼权利，往往秘密审判，不准律师出庭辩护，动辄"立即枪决"，即使国家官吏也难幸免。例如：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张志，1925年12月，被该省军政长官以通敌嫌疑下令逮捕，第二天早晨未经审判即被枪决；著名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也是被军阀未经任何审判而处死。连当时的"调查法权委员会"也承认："现在中国普通法律之行施，其重要之障碍，军人干涉政府机关，其一端也。"
　　第三，实行审检分立制度。北洋政府实行审判权与检察权分立制度，在各级普通审判机关中设立相应级别的检察厅，行使检察权。各级检察厅由检察官若干人组成，其中1名资深检察官为首席检察官；规模较小的初级审判厅只设检察官1至2人，不设首席检察官。检察厅虽设在审判厅内，检察官却是独立行使检察权，只对上级检察厅负责，不受同级审判厅及行政长官的干预。
　　第四，大量引用判例与解释例作为审判依据。北洋政府大量引用判例与解释例作为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这些"不成文法"成为成文法的重要补充，弥补了立法滞后的某些不足。但是，这种制度也导致某些法官借机上下其手，故意出入人罪，成为中国古代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司法专横作风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