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文论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罗兰?巴特的思想上承结构主义，下启解构主义。其文化定位于一种承上启下的角色中，因而其一生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层面：一、关注“写作”论的时期，其代表作有《写作的零度》、《神话集》等；二、符号学时期，其代表作有《结构主义活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符号学原理》、《批评与真理》、《符号王国》等；三、“文本”研究时期，其主要代表作有《作者已死》、《S/Z》、《文本的欢欣》、《巴特论巴特》、《恋人絮语》、《语言的细声》等。不妨说，罗兰?巴特是从一个边缘性的写作者和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进入解构主义阵营的。然而，他却在学术创作的高峰时期，于1980年一次车祸而终止了旋风般的思想。
“写作”（ecriture）或许是“现代性社会”最大的奥秘，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中最为彻底的话语转型。在传统的话语中，写作是经天纬地的“不朽盛事”，是人为寻求真理而获得的一种话语特权。写作成为思想的直接呈现，成为思想的对等物，甚至成了新思想的导引。而在巴特那里，“写作”的本质和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不再是对真理的直接砥砺，不再是对不朽盛事
的先行见到，而是一种现世的书写实践，一种非意向性的世俗行动，甚至是一种无所驻心的中性的“白色写作”。写作除了
  符号以外，再也看不到思想的烙印，再也没有那种梦幻般的理想光泽，而是一种纯结构性的单色调写作—白色写作。写作的热情消失在现代平面上，写作残存的意义随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逐渐解体。于是，在神圣被抛弃、思想写作的权力被怀疑、语言骚动导致本身规则破坏之时，语言解体成为了必然。语言解体导致语言的沉默，使得现代性写作出现了语言瓦解的“失语症”。形式的沉默、语言的挽歌和字词的病态，使得现代性写作具有了粗糙的外表、阴郁的孤独性和反纯洁透明的复杂性。于是，“新写作”方式出现了，那就是逃离语言秩序束缚的“白色写作”、“中性写作”或“零度写作”。
　　“可写性文本”不是一种物，只是可供重新书写的文本，是可以进一步扩散改写的文本。巴特以其意义的多重性、空间的开放性和语言活动的无限性，为不同读者的解读提供了文本模式。可写性文本打破文本内部的有限性制约，使读者不是通过语言去观看一个先定的世界，而是去洞悉语言自身的新本质，并与作者一起参与创造作品中世界的新意义。“可读性文本”是固定的自足的现实文本。总之，在罗兰?巴特那里，“可写性文本”高于“可读性文本”，因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如何表现世界，或阐释这个已经存在的世界，而在于不断向人们理解和阐释把握这个世界的方式、方法和规则提出挑战，提出更高的意义阐释期待。所以，“可写性文本”就是邀请读者从自身的语境中解放出来，而通过偶然和约定的性质，对其所理解的传统观念和符号规约进行反思，从而去探讨对对象的更新的阐释密码。这样，读者就不再是被动的被灌输的群体，而是主动地进行阐释和意义塞入或填入的群体。
　　所谓文本的快乐，不是暴力的快乐，而是在颠覆性的边缘获得的一种优越感，是在破坏、在对传统的颠覆和中断中，获得的那种欢欣感。在这样的快乐中，文化认同于边缘，就是走向颠覆性的边缘。当然，巴特还强调其具有微妙的色情之欲，并以“脱衣舞”、“时装”等加以解释，说明了禁止就是引诱，遮掩就是挑逗，而“半露之处也就是引起快乐之地”。就文本而言，恰好是那些处于边缘的断层，处于语言活动所抵达不到的领域，处于意义中断的地方，倒能产生无穷的悬念和想象，产生快乐的欲望。所以，文本的快乐是将作品当作享乐主义的对象。进入文本就是秘密地观察别人的快乐，而进入一种反常性心态之中。文本引起的快乐并非是英雄式的快乐，而是弱化的、低俗的、平面式的快乐，甚至是一种带有肉体感的“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