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海登·怀特（1928- ）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元史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
　　与新历史主义众多理论家专治文艺复兴文学不同，海登?怀特专治19世纪欧洲意识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由于他众多的著作和不同凡俗的理论创见，使他成为文学理论和历史学界的著名人物，而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其代表作《元历史》和《话语转义学》。
　　《元历史》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海登?怀特对自己的《元历史》的创见非常自负，认为在美国自己是首先承认这种理论的。一般而言，Metahistory（元历史）广义上指历史哲学，尤指“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别）。其方法论原则是力图建立一套阐释原则框架，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因此，在“元历史”理论强光照射下，历史不再是非连续的、偶然的事件的展开，而是按一种阐释理论连续的、必然的发展演进。于是，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提供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式，从而为历史进程的“整体”提供一种“意义”并展示一种总方向，就成为“元历史”的根本目的。当
然，在怀特之前，已有不少“元历史”的理论设定，如中世纪的“历史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一种神定的计划展开”的说法，文艺复兴的“历史的前进建立在纯粹经验基础上”的说法，启蒙运动与后启蒙运动的“历史发展据理性而预测”的说法，以及现代斯宾格勒、汤因比、伽达默尔、罗兰?巴尔特（《历史的政治》）等人的历史发展阐释理论，均作出了各自的理论的贡献。但是，尽管海登?怀特说自己是“第一个研究元历史理论的人”，过分大胆了些，但说他第一个如此系统而创造性地研究了元历史理论，倒是所言不虚。  
　　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特征，在怀特看来，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历史是一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本文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的解释过的历史。在怀特看来，那些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的普遍依据是：新历史主义同意历史序列在本质上应被理解为“符码式”而非“诗化”力量的功能，但却简单地错误理解了这些实际决定着历史序列的结构和过程的符码的性质，并试图以文化、文学、话语或“诗学”符码来取代更为基本的阶级、民族和性别符码。怀特指出，这事实上是一种“误读”。因为，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文化诗学”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一种“历史诗学”的观点，以其作为对历史序列的许多方面进行鉴别的手段——这些方面有助于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在特定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译、修正和削弱。因而，他们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偶然事件、卑微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在这方面，它们可以说是类似于诗学语言，尽管诗学语言对语法或逻辑规则可能有所抵触，但它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总是隐而不露地对在这一语言进行表述的时候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的典范规则提出挑战。可以说，“冒双重危险”——冒险于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是新历史主义者的“处境”。
　　无论如何，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打通了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界线，并使“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历史话语所禀有的那种“诗性”品质，“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人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