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理论批评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旧势力斗争加剧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叛逆思想抬头，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与此相适应，文学理论上出现了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和戏曲、小说理论的繁荣。这两方面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构成了明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前期和中期文学理论
　　明代前期，文坛上掀起批判台阁体浮靡文风、提倡汉魏盛唐格调的复古思潮。即使是前后七子本身，也有人对民歌、戏曲、小说表示欣赏，李梦阳还有“今真诗乃在民间”的说法。戏曲、小说论著亦渐增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的论曲部分，后人辑为《曲论》，重本色，说填词应如“寻常说话”；但更重声律，提倡“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曲部分，后人辑为《曲藻》，要求“俾风教”，更要求事藻绘，提倡有“大学问”、有“琢句之工、使事之美”。小说论著方面有数篇序文比较重要，其中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第一篇长篇通俗小说专论，肯定语言通俗，强调教化功能。这些论著促进了戏曲、小说理论的发展，但所持观点又多与整体上的文学复古思潮相通。总的来说，明代中叶既是复古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又是趋新倾向产生的时期。
　　明后期，隆庆至万历50余年间，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掀起多次反抗朝廷
矿监、税使的暴动，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哲学上从王阳明心学中分化出“非复名教所能羁络”(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泰州学派。文学理论上则出现了反复古主义思潮高涨与戏曲、小说理论兴盛的局面。反复古思潮的理论家，同时又都高度重视戏曲、小说、市井民歌等新兴文学。袁宏道以“《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来称赞《水浒传》，认为明代仅有《擘破玉》、《打枣竿》（又名《打草竿》）之类民歌可以传世。而徐渭、汤显祖与李贽，更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戏曲与小说理论家。徐渭《南词叙录》是第一部论南戏的专著。此书坚决维护南戏“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本色，反对“文而晦”的藻绘风气，主张“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反对拘守宫调，主张使“畸农市女顺口可歌”。并就曲词创作发表了“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种妙处，要在人领解妙悟未可言传”的见解。汤显祖也强调曲词当“以意趣神色为主”，对“按字摹声”的做法多有批判。他在戏剧艺术基本特征与情节结构等理论问题上更有开创性见解，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提出，戏剧能够“极人
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把经过加工提炼的社会生活再现于舞台。在《红梅记》等戏的评语中又指出，情节设计须符合生活情理；剧情既要富于曲折变化，又不可“略于细荀斗接处”，至使观众不解;次要情节的安排，“妙于串插结构，便不觉文法沓拖”。汤显祖对“按字摹声”的批判，主要针对同时的沈璟而发。沈璟在《词隐先生论曲》中发展何良俊的理论，以“合律依腔”为“词宗宝藏”;又有“读之不成句，而讴之使叶，是为曲中之巧”的说法。汤、沈各有拥护者，遂演为后人所称临川派  
与吴江派之争，有力地推动了戏曲理论的发展。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认为《水浒》是对“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不合理现象的发愤之作，说一百八人“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虽有封建思想局限，却充分肯定了《水浒》的社会意义和梁山起义的正义性。他曾热情评点戏曲、小说，尤以《水浒》评点最负盛名。但现存署“李卓吾”评点的《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人多疑为伪作。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理论的主流，同文学理论整体上的反复古思潮完全一致。
　　明末天启至崇祯间约20余年，内地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满族政权入侵的威胁，也愈益严重。东林、复社倡导“复兴古学”，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趋于衰落。文学理论上也发生了正统儒家观点上升、反复古思潮下降的变化。此时期诗文理论无重大建树。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虽有矫公安末流俚易之弊的可取之处，但以“幽情学绪”、“孤怀孤诣”为真性灵，重弹“以古人为归”，实际是对社会现实的偏离与向复古思潮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