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文学批评比先秦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随着学术文化的繁荣，文史哲等部门进一步划分而成为独立的领域，对文学的认识也有所提高。汉人称学术为“文学”，称词章为“文章”；“文章”的概念已较接近今天“文学”的概念。汉代的文学创作有诗、赋、散文等形式。擅长辞赋还是文人仕进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对文学批评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汉中期以前学者对《楚辞》的批评。西汉中期以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对屈原和《楚辞》的评论。汉武帝曾命刘安作《离骚传》，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很高，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不仅引用了刘安的话，而且发挥了屈原《九章?惜诵》中所反映的“发愤以抒情”的文学思想，明确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还进一步把《楚辞》产生于“怨愤”的思想推广开来解释一切文学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作《报任少卿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所举上述各例，有些与事实不尽相符，但其发愤著书思想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进步的文学传统。
儒学的兴起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随着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巩固，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地主阶级需要有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的统治思想，于是逐渐弃黄老而重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地主阶级思想家代表董仲舒则从“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儒学神学化，提出系统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这对汉代的文学批评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传《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对《诗经》的评论不多。儒家文艺观点主要表现在《礼记?乐记》、《经解》等篇中。这些著作强调文艺产生于“人心感物”，指出了文艺与现实的密切关系，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经解》篇中所引孔子“温柔敦厚”诗教说，未必是孔子原话，而是儒生对孔子文艺思想保守方面的概括。《毛诗大序》重视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认为从中可以看到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人情，并引用了《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段名言来说明文学和现实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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