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理论批评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革，也开始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阶段。虽然比起创作，理论主张的阐述和文学批评的运用，显得不够活跃、充分，成就也有所不如；但文学革命却发韧于理论的倡导，然后才有创作的实践，在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和变动中，理论批评也经常起着开拓道路的作用。
开创时期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中，胡适根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等“八不主义”，主张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陈独秀以革命		   　　
民主主义的坚定立场，举起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义”的旗帜，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性质虽属资产阶级的文学范畴，却也不失鲜明的反封建意义，他和另外一些倡导者主张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注重文学的普遍性，具有更多的激进色彩；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认为必须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进入到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革新，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李大钊还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说明文化思想的变动，给这场革命的发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揭示了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必然性。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提出革新文学的看法。这些主张，就政治态度、思想体系、文学观点而言，互有差异和分歧；但总的说来，都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他们共同地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
　　为了让文学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赶上世界的新潮，不少倡导者一面严厉批判贬斥中国的旧文学，一面热诚地向近代以来的欧美、日本各国的文学寻求蓝本和依据。这种决裂和借鉴，以及贯串其中的勇于创新的精神，都是创建中国现代文学所必须的，对在很短时期内迅速创作出崭新的现代作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笼统地否定、抛弃民族的文学传统（如钱玄同等人所宣传的），或者不加鉴别和改造，照搬外国的“全盘西化”（如傅斯年等人所提倡的）失之偏激片面的主张。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其他文学主张的传播
　　20年代末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了广泛的传播，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左联”的纲领规定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的方针。革命作家和理论批评家鲁迅、冯乃超、彭康、茅盾、冯雪峰、周扬等，以多种方式进行这项工作。在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在对“民族主义文艺”的批判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驳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论证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等，表现出他们献身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解放事业的自觉性。这个时期里，陆续出版了一些文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但无论理论体系还是具体论点和例证，大多来自欧美、日本的有关著作，带有明显的译述介绍的性质。更有学术价值的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比之20年代的鲁迅、胡适等人的成果，在某些重要领域有了新的开拓和深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史料丰富著称；冯沅君、陆侃如关于古典诗歌，陈子展(炳堃)对于近代文学，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有关古典文论，郑振铎对于俗文学，分别作出独立的、比较系统的考察。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专著。此外，陈寅恪关于敦煌学的探讨，和以文学与史学相互印证的综合研究，在开阔人们视野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工作，大量的是搜集整理丰富悠久的文学遗产，勾勒历史发展的轮廓，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初步的分析、评价和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这些工作，大致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历史研究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