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理论批评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级:隋及唐前期是总结、评价前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和要求建立新文风的阶段；唐中期是文学批评的全盛阶段，表现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并取得了建设性成就；晚唐五代是其余波，出现了探索文学的形象特征及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趋势。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诗歌批评的繁荣和诗论、文论的分头发展。这时期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文的革新。古文运动的理论，到韩愈、柳宗元而集大成。韩愈大力提倡古文，既重思想内容，也重艺术形式。他宣称写作古文是为了表现古圣人之道，在这点上跟他的前驱者相似，存在着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但他反对佛、道二教，在当时又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学习古文的途径和方法方面，韩愈提倡养气，注意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之文，不仅学习经史，还要学习《楚辞》、《庄子》、汉赋的辞采，重视语言的独创性。这种多方面继承与创造的意见，是唐代古文运动发展到
成熟时期的经验总结。此外，韩愈在诗文创作方面，还提出过“不平则鸣”之说（《送孟东野序》），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封建社会里许多优秀作品产生的原因。柳宗元也强调文章应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他所谓的“道”范围比较广泛，要求“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反映现实政治内容和关切人民利益，具有唯物因素与进步意义。他也重视艺术形式，同时坚决反对那些文采美丽而内容荒谬的作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文章，包括从经、史、诸子以及《离骚》等文学作品中广泛吸取营养，等等。这些方面的议论大体上与韩愈一致，对古文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柳宗元的《杨评事文集后序》还大致区分了学术论著、实用文字与文学创作的不同来源与作用，指出了它们各自在表现形式上的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古文运动前驱者那种轻视文学艺术特性的倾向。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在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文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少论者划不清文学作品与学术文章的界线，对文艺的特点认识不足。晚唐五代古文运动趋于衰落，骈俪文重又盛行，与古文运动中的这一偏向也不无关系。成于后晋的《旧唐书》，对韩愈、李翱虽有所肯定，但评价不高；还把元稹、白居易介于骈散之间的文章，看作是对沈约、谢朓永明体的直接继承，用以标示与古文家不同的文统，反映了当时祟尚骈偶的倾向，显示了古文运动在唐五代所经历的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