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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
被告人王某因农田界线问题与李某发生争吵，继而斗殴，王某将李某打成重伤。经县人民医院诊断为：颅底骨折；外伤性右侧面神经周围性瘫痪，一审法院依据县医院的病情诊断书，认定王某的行为造成李某重伤，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王某不服提起上诉，认为县医院的病情诊断书不能作为鉴定结论使用，要求重新鉴定李某的伤势。
问题：本案中医院的病情诊断是否是侦查中鉴定行为？病情诊断书能否作为鉴定结论使用？
评析：医院的病情诊断当然不是侦查中的鉴定。如果受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医生的“诊断”则是鉴定行为。刑诉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120条第1款：“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书面结论，并且签名。”因此，鉴定是一种侦查行为。而鉴定结论是鉴定人根据司法机关的要求，对案件中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所提出的书面报告。鉴定人是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并承担诉讼义务。而医生实施的病情诊断行为只是单纯的医疗行为，并非诉讼行为。所以一般的病情诊断书是不能作为鉴定结论使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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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
2008年6月20日凌晨，闫某驾驶出租车搭载了一个名叫田利的乘客，按照田的指引，把车开到了一条死胡同。就在这时，乘客田利突然露出狰狞面目，向闫某勒索钱财。因没有找到钱包，田便将闫的手机抢去，而后下车逃跑。闫某先是大吃一惊，既而奋起反抗，在田逃离时，闫挂上倒档、猛踩油门向田撞去。当即将田撞伤、制服。
沈阳市交通治安分局民警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可是田利却坚称自己是受害者，是司机闫某乱收费两人才发生争执。在其下车离去时，余恨未消的闫某开车将其撞伤，并将手机等物强行塞到其怀中，栽赃陷害。
面对扑朔迷离的案情，交通治安分局的民警展开了一系列调查。调查中发现，田家确实就住在发案地附近，并且田利本人又是一家企业的保卫科长，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治安积极分子，头上光环颇多，而闫某所言又找不到其他证据，其报案用的正是被抢的手机，一对一的事情难下结论。
此后田利住院被截肢，闫某涉嫌故意伤害而被刑事拘留。2009年l月13日，因证据不足闫某被取保候审。
为了解开诸多疑点，今年初，办案单位沈阳市交通治安分局请求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测谎甄别。两名当事人被带到沈阳市中院诉讼证据鉴定中心进行测谎，结果出人意料:田利在未正式开机前就交待了抢劫手机的经过，终于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问题：讨论测谎仪器的使用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分析：测谎仪的测试结果不是独立的证据。刑事诉讼证据是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据规定为法定的7种。这7种证据都是对案件事实的直接反映，是与案件的事实具有客观、直接的联系，即有客观性和关联性。而测谎仪是对涉案人身体各种生物参量的测试，不是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收集和鉴定。测谎仪测试的结果尚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测谎仪的测试结果可以成为侦查的向导，但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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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
1.孙某因故意杀人被提起公诉，在审判过程中，孙某提出当时在现场的某小学学生王某作证（王某10岁），法院认为王某是未成年人，依照法律年幼的人不可作证明，没有同意让王某作证。
问题：王某是否可以作证人？
解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年幼的人能够辨别是非并正确表达，可以作证，但询问方式必须符合年幼的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本案中，王某虽是年幼的人，但他是目击者且能够辨别是非并正确表达，因此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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