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行政立法

（一）皇权专制的内阁与六部
1、内阁及其权限
　　自秦开始的宰相制度，至此为之一变。朱元璋借“胡蓝之狱”趁机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由其亲自接管六部，加强中央集权，并下令：今后臣下有敢再议“奏请设立（宰相）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18]。罢相以后，中央的府、部、院、寺，分理庶务，各不统属，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掌握，所以不必担心大权旁落了。这样，皇帝就在事实上兼任了宰相，皇权和相权合而为一，从制度上集君权与相权于一身，保证了皇帝的专制独裁。
　　随着权力空前的集中，一切政务都要皇帝去亲理又是很难办到的。据吴晗先生统计，洪武十六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内，内外诸司呈送皇帝的奏章，就有1666件，总计说了3391件事。任何个人也是看不完的。此是废宰相之一弊。为革除此弊，遂有内阁的设立，作为皇帝的秘书处，协助皇帝处理大量的公文章奏。在制度上内阁不能领导六部，但后来内阁大学士却是事实上的宰相，入阁就是拜相，此是废宰相之二弊。内阁既不能领导六部，而皇帝又管不了那么多事，于是必然政出多门，朝政焉得不乱！此是废宰相之三弊。
　　洪武十五年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成祖以后改称“内阁大学士”，又因其办事地点在皇宫内，故称“内阁”。初期的阁臣，尚不可以侵夺各部的职权，诸司有事也直接向皇帝奏闻，无需向阁臣“关白”。从仁宗以后，随着阁臣职位渐崇重，又复兼职六部，于是“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随着内阁职权的加重，机构扩大，执掌军国机务，势必要设主持者，以代皇帝之劳。官制上没有“首辅”之名，但实际上内阁却有主要柄政者，于是习惯上就称内阁中主要负责人为首辅。景泰以后内阁设诰敕房和制敕房，由其掌办一切诏敕机密文书。正统年间，国有重要大事，内阁大学士可会同各衙门于内阁会议，“遂为例”。内阁已成为明代全国行政中枢机构。到代宗景泰以后，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世宗嘉靖中叶以后，夏言、严嵩迭相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朝位班次俱在六部之上了。
　　总之，明代宦官所以能够窃权祸国，探本索源，最大的原因在于过分集权于皇帝，而这与太祖废除宰相关系甚重。
2、六部机构设置
　　明代初年，沿用元制，尚书六部隶属于中书省。洪武十二年废中书省以后，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职权和地位大大提高，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中央最高一级行政机关，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下置各司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
（1）吏部下设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
　　吏部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赞天子治。文选司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验封司掌封爵袭荫、褒赠、吏算之事；稽勋司掌勋级、名籍、丧养之事；考功司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
　　吏部掌理铨政，主管文官的考核与任免。政府各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官吏的多寡、出缺，都由吏部调补任免。明制，吏部对官吏的任免，皇帝和阁臣一般不得干涉。但有明一代是宦官专权，内阁首辅也常常俯首听命，吏部尚书欲正直用人，而不受司礼监的制约是很难的。
（2）户部按省下设十三清吏司
　　户部尚书掌天下户口、田赋之政令，稽版籍、岁会、赋役实征之数，以下达所司。每十年编订黄册（即户口簿册）一次，详列每户户主、户口、田产以及应负赋役，一式四份，分存各级政府，作征收赋役的根据。凡田地之侵占、投献、诡寄、影射有禁，人户之隐漏、逃亡、朋充有禁，继嗣、婚姻不如今有禁，皆得综核而纠正之。
　　十三清吏司各掌其分省之事，每司下设：民科主所属省府、州、县地理、人物、图志等；度支主会计夏税、秋粮、存留、起运、赏赐、禄秩之经费等；金科主市舶、鱼盐、茶钞税课，及赃罚之收析。仓科主槽运，军储出纳料粮。
（3）礼部下设仪制、祠祭、宴飨、精膳四清吏司
分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礼文、宗封、学校以及诸祀典、天文、国恤、庙讳和诸蕃朝贡接待给赐、牲豆、酒膳等事物。
（4）兵部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
（5）刑部其属有辖区同户部的浙江等十三清吏司
　　刑部尚书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兼领所分京府、直隶之刑名。
（6）工部其属有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
　　工部尚书掌天下百工、山泽之政令。
　　明代六部以户、刑二部最重要，各辖十三司，实行按地区划分辖区的制度，这是前代所没有的，从此打破了隋、唐以来中央机关六部二十四司的体制。户、刑二部机构的扩大，表明了明代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
　　南京六部均加“南京”字，即“南京吏部”、“南京户部”等。亦设尚书、侍郎等官职，其所属机构要远小于北京六部，尤其是户、刑二都，则不设十三司。另外，南京御史弹劾北京朝官之事颇多。总的看来，南京六部多属清闲衙门。
（二）通政使司和廷议制度
1、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始设于太祖洪武十年，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一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上。午朝则引奏臣民之言事者，有机密则不时入奏。月终类奏，岁终通奏。凡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必参预。
2、廷议制度
　　“廷议”即廷臣会议，是明代朝廷的议事制度。明代廷议之事均为“事关大利害”的政事，须下廷臣集议。廷议的具体方式多为按部门以商讨问题的形式进行。
　　明代除廷议外，还有“朝议”和“部议”制度。前者指皇帝亲自参加的朝堂集议，后者指皇帝交由主管部门讨论决定。
（三）地方省、府、州、县制度
　　明代行省、府、县三级制，间或有省、州二级和省、府、州、县四级制。
1、省
　　省是明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设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为一省行政长官。另有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法律监察事务。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三者又俗称为“藩司”、“臬司”和“都司”，合称为“三司”。三机构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共同向皇帝负责，使其彼此牵制，便于皇帝操纵。
2、府
　　府一般直隶于布政司。省辖府设知府一人为其长官，负责辖境内的“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北京的顺天府和南京的应天府直隶于中央，其长官称府尹。知府之下有同知、通判、推官等属官。明初改路为府，至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天下共有府159个。
　　州分为直隶州和府属州两类。前者直接隶属于省，其地位与府相似。后者地位与县相似，又称为散州。其长官为知州，另有同知、判官等官职。
3、县
　　县是明代第三级行政机构。长官是知县，其下有县丞、主簿、典史各一人。负责一县的养老、祭祀、贡士、宣法、彰善、听讼、治安等事物。明代共有1171县。县下设乡，实行里甲制度。其作用主要是征收赋税和维护地方治安。
（四）官吏的管理
1、科举与选官
　　明代科举三年一试，省一级称乡试，在各省布政司考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集于京师称会试，在礼部贡院考试，中式者参加由皇帝主持的在宫廷中进行的殿试（又称廷试），考中者称进士。每场考试一般以一日为限。考试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采用“八股文”形式。殿试、会试的一甲第一名均称“状元”。
2、考核与致仕
　　文官有考课之制。分“考满法”与“考察法”。
　　“考满法”规定：内外官任职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每次“考满”分上、中、下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按三次考核的政绩决定去留。
（一）加重对危害封建国家犯罪行为的惩罚
　　在“重典治国”原则指导下，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一类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权的犯罪，明律量刑轻于唐律；但对“贼盗”及“帑项钱粮”之类直接危及专制统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则重于唐律（也称“重罪加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点：
　　对谋反、大逆、谋叛、劫囚、强盗等罪，处刑远重于唐律。死刑和缘坐范围都大于唐。特别对“贼盗”、“乱臣贼子”不仅据律加诛，且大量法外用刑，可谓狂诛滥罚。
（二）严法整饬吏治
　　为裁抑臣僚，强化君主专制集权，明律始废除自魏晋以来完备于唐律的“官当、减赎及荫法”。对官吏犯罪行“重罪加重”原则。
1、重惩贪官污吏。
　　明初“严犯赃官吏之禁”，诏“重惩贪吏”，并敕令刑部，官吏受赃，连同行贿者一并处罚，“徙其家于边”。明律沿用唐律“六赃”罪名。除“常人盗”，“窃盗”外，其余四赃（监守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均与官吏有关。
　　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而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以其涉案金额之巨，对经济领域影响之广，构成了是经济领域里“集权”与“分权”斗争持续升温的最高潮。
2、严禁臣下结党内外官交结
　　“尊君抑臣”是历代宗旨，汉时既有“阿党”、“左官”之法。《明律·吏律》职制门中专设“奸党”条。
　　司法实践中大杀“奸党”之狱，在明初的几十年间经常不断。洪武二十三年和二十六年的“胡蓝之狱”即为一例。先后诛杀三万人，并发布《昭示奸党录》以戒群臣。受牵连的开国元勋李善长也是“家口七十余人诛之”。而借凉国公蓝大将军谋反一案又诛杀15000余人。公侯宿将重臣坐奸党被杀，几无幸免，“实千古所未有”。正是在大戮奸党同时，《大明律》修定完成。明律“猜防臣下”，禁绝奸党的意图随处可见，对皇权空前严密的维护是唐律所不及的。
（三）刑罚制度的变化
1、廷杖制度化。
　　廷杖即依皇帝旨意，对犯颜直谏或忤旨过犯的官员，杖责于殿阶之下（后行杖于午门外），由宦官监刑，锦衣卫行杖。杖具为木棍，五杖一易人。廷杖隋唐已有，但仅偶一用之，至明则成常制。由太祖杖死工部尚书薛祥为开端。英宗时宦官王振专权，“殿陛行杖习为故事”。武、世两朝一次杖责大臣百余人，杖死十余人。诚所谓“公卿之辱，前所未有”。
2、刑罚手段异常残酷。
　　除承用宋以来凌迟，刺配外，又增加了充军，创制了枭令，枷号，枷项发遣等酷刑。其它见于史书和《大诰》的酷刑多为历代罕见，比秦犹过之无不及。
（四）加强文化思想专制的“文字狱”
　　《明律·吏律》公式门有“上书奏事犯讳”条。误犯者止“杖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