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的行政法律

（一）强化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体制
　　在国家的基本制度方面，清朝完全承袭了明朝的体制和框架，建立起了一套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行政立法，将这种专制体制制度化、法律化。清朝中央权力中枢机构，与明朝明显不同的是始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清朝的一些重大政务，在皇帝有了初步的考虑以后，往往交由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起草诏旨。这些由军机处起草的诏旨，有的经正常程序先发内阁，次及各部、院，称为“明发”；有的则绕过内阁，由军机处密封后直达地方督抚，称为“廷寄”。地方督抚的章奏，也可经由军机处直达皇帝。清朝的军机处，是一个“有官无吏”的特殊衙门。不过，清朝的军机处虽然地位显赫，处于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但对国家重大政策实际上并无决策权。同明朝一样，清朝实行的是皇帝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军机处、内阁都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参谋机构，主要职能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明朝以前的中书省、宰相或政事堂无法相比。
　　清朝的地方政府，分省、道、府、县四级。清朝各省的行政长官为巡抚，但是在一些重要省份或区域，清朝还设总督一职，控制一省或数省的政务，因而总督成为拥有较大权力的“封疆大吏”。在督抚之下，各省设布政司和按察使司，由布政使和按察使分理民政、财政和刑狱。清朝的“道”，为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在乾隆以后，道分为“守道”与“巡道”两种。“守道”是指有固定辖区的机构，管理一道之内的民政钱谷。“巡道”则是分巡一定区域内的刑名案件，辖区并非固定不变。在清朝，还经常根据需要而专设负责某一方面事务的道员，如督粮道、兵备道、盐法道，等等。道之下是府、县两级行政机构。各府行政长官是知府。在府之下，有厅、州作为府属行政单位，但并非是一级独立的地方政权机关。在一县之内，设知县为长官，综理县内民政、钱谷、狱讼、文教等各方面的政务。在县之下的乡村，还设立保甲制度，负责催办钱粮、缉捕盗贼、调解民间纠纷等。保甲制度在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方面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二）进一步加强职官管理
1、官吏的选拔制度
　　清朝官吏的选拔任用，大体上可以分为“正途”与“异途”两种途径。所谓“正途”包括科考、皇帝的“特简”和大臣“会推”几种方式。其中，参加科举考试是士子们进入官场的主要门径。所谓的“异途”，是指通过捐纳、荫生制度获得官职。按照清朝的制度，士子可以钱粟捐官，文官最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则可捐至游击。贡生、监生等生员身份，亦可用钱捐得。荫生制度，则是规定一定范围内的官吏可以荫庇一定数量的亲属，由朝廷提供官职。清朝的荫生，有恩荫、难荫、特荫几种形式。为规范荫生制度，清朝还定有《荫生授官例》，在《大清律例》中也有相关的规定。
2、官吏的考核制度
　　对职官的考绩，是清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在顺治朝，清朝在官吏考核上基本是沿用明朝的“考满法”。在康熙以后，形成了“京察”和“大计”两种比较规范且有清朝自己特色的职官考绩制度。所谓“京察”是对在京百官政绩的考察。按照清朝的制度，“京察”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其中，三品以上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官员及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敕裁。经过考察以后，官员按照“称职”、“勤职”、“供职”等三种等级，实行奖惩。“大计”则是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亦是每隔三年进行，考察的范围，包括各藩、臬、道、府及州县官员。一般是由各级官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察，作出评断，最后申之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大计”后的官员，按“卓异”与“供职”两个等级奖惩。清朝对官员的考绩，不论是“京察”还是“大计”，都以“四格”、“六法”作为考核标准。所谓“四格”，是指“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所谓“六法”是指“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个方面的缺失。按照清朝的制度，在经过考绩以后，被列入“不谨”、“罢软”者，革职处分；属“浮躁”、“不才”者降级；“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为保证各级官吏能够忠于朝廷、为皇帝和国家服务，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机制。特别是自雍正以后，将六科给事中并人都察院，与各道监察御史分别负责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监察和纠弹。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是皇帝的重要耳目。除皇帝以外，只有军机处不受科道的监督，其余中央、地方各衙门、各级官吏，均在六科及监察御史的稽查范围之内。在一些重大的政治斗争中，监察官员的弹劾，是皇帝打击臣僚的方便而有效的武器。

二、清代的刑事法律

（一）刑法原则的发展
1、贯彻“教孝”、“劝忠”的精神
　　清朝在刑法适用方面贯彻“教孝”、“劝忠”的精神。这样通过扩大犯罪存留养亲的范围，以及给阵亡者的直系亲属一次免除非常赦所不原的死刑的机会，从而鼓励国民尽忠尽孝。
2、规范类推制度
　　清朝在继承明律的前提下，规定了比糖率限制更多的、更严格、更规范的类推制度。《大清律例·总类》还集中规定了“比引律条”30条，以做示范。如其规定：发卖猪、羊肉灌水，及发卖米、麦等掺和沙土，比照官商将官盐掺和沙土货卖；遗失京城门钥匙，比照遗失印信；考试贡监生假冒顶替，比照诈欺取官；弃毁祖宗牌位，比照弃毁父母尸体；等等。比附制度规范化，既弥补了因律条不完备而可能造成的司法漏洞，又可以减少审判官的司法随意性。
（二）严惩重大犯罪
1、反逆重罪扩大化
　　同明律一样，清律承袭了隋、唐以来的“十恶”制度，并将“谋反”、“谋大逆”、“谋叛”和“大不敬”等危害皇帝安全和尊严的行为，列为最严重的犯罪，用最严厉的刑罚加以惩处。按清人的解释，“谋反”等重罪是“无君无亲，反伦乱德，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属“其恶已极，其罪至大”，因而“法不容宽”。按《大清律例·贼盗》的规定，凡“谋反”、“谋大逆”者，本人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男子年十六以上者，不分同姓异姓，亦不限籍之异同，不分是否残疾，一律处斩。男子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甚至子之妻妾，一并没收，给付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即使子孙确不知情，年十一以上，也要阉割发往新疆为奴。甚至十岁以下幼童也要监禁到满十一岁后阉割。在清朝实际政治中，“谋反”、“大逆”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诸如“上书奏事犯讳”、“奏疏不当”等，经常被加上“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处罚。对于“谋叛”，清朝的处罚范围也有所扩大。按《大清律例》相关条文的规定，凡谋叛者，本人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逃避山泽，不服追唤者，以谋叛未行论。若拒敌官兵者，以谋叛已行论。”为严厉打击汉族民众的反抗，清政府进一步将汉族传统的结社、拜盟等行为列为犯罪，并照谋叛律例处罚。早在顺治年间，清朝廷就下令严禁“盟社”，规定“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违者治罪”。乾隆时正式定例：“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绞，为从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订盟焚表情事，止序齿结拜兄弟，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绞监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
2、严惩宦官干政及大臣结党
　　早在顺治朝即规定，宦官若窃权受贿、结交官员、越分奏事，则凌迟处死。在《大清律例》中，则规定了“奸党罪”条款，同时在定例和其他附属立法中作了许多补充。
3、加重对强盗、窃盗等重罪的处罚
　　从总体上看，清律在定罪量刑上，加强了对强盗、窃盗等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处罚和镇压。对于强盗行为，《大清律例·刑律·贼盗》律文沿袭了明律的规定，强盗但得财者(不论财之多少)，不分首从皆斩。除此而外，清朝还陆续增订了数十条定例，加重对强盗行为的处罚。
　　在有关强盗的定例中，规定了“江洋大盗”等新的罪名，并规定了“枭首示众”、“立斩枭示”、“就地正法”等残酷的刑罚。对于普通的盗窃财产的行为，清朝的实际处罚也重于明朝。在顺治时期，增规定盗窃赃银一百二十两即处绞监候。而目，在清代，强盗、窃盗犯罪，除要处以上述重刑外，还要在面部刺字，作为犯罪的标识。
4、大兴“文字狱”，惩罚“异端思想”
　　清朝统治者出于民族统治压迫的需要，钳制汉族士大夫的思想文化，除运用法律手段对“异端思想”进行处罚以外，还直接承袭了明代的“文字狱”的做法，迭兴文字大狱，将不利于现实统治的一切思想学说予以禁锢、扼杀。由于在《大清律例》中并无文字狱条款，所以对于此类案件，往往是比照谋反、大逆罪处罚，处刑极为残酷。
（三）刑罚制度的发展
1、死刑种类进一步明确而且增多
　　清朝的死刑，有凌迟、斩、绞数种。对于普通犯罪，多适用斩刑与绞刑。斩、绞刑又分"立决"与"监候"两种方式。
　　枭首也是清朝使用较为广泛的死刑方法。清初枭首刑的使用尚较为严格，仅在凌迟重案中照例枭首示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枭首刑适用范围越来越宽。在清朝定例中，大凡强盗、窃盗及所谓"江洋大盗"、京城及城郊的劫盗等，都规定应"枭首"或"枭示"。按照清朝的制度，女犯例不枭首。
　　作为宋元以后的极刑，凌迟刑一直被各朝广泛地使用。清律之中，凌迟刑也被当作最重的刑罚，适用于谋反大逆等重罪。在《大清律例》中，除全部承袭明律规定的十三种凌迟罪名外，还陆续增加丁劫囚、发冢、谋杀人、杀一家三人、威逼人致死、殴伤业师、殴祖父母父母、狱囚脱监、谋杀本夫等九条十三罪，凌迟刑的适用范围又有所扩大。直到清代末年，这种酷刑才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