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致仕
　　两宋官吏冗员惊人，仁宗之后，俸禄之优厚史所罕见。宋初统治者以为"俸禄薄而责人以廉，甚无谓也，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遂颁行许多"增俸诏"和"省官诏"、"省吏诏"，而实际是"官"没"省"下来，"俸"却都"益"了上去。为此，不得不用致仕来缓解这一弊端。特别是到北宋中后期，"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礼见于经，而于今为成法"，致仕已成为带强制性的制度。规定"凡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或加恩其子孙"。不仅致仕者本人升职、加衔、领取俸禄，并且按官品高低，荫补一定名额的子孙为官。对贪恋禄位拒不致仕者，则由谏官弹劾，或由官府按籍处理。
5、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 "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
（二）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两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议》基础上多有损益，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维护地主对佃农的特权
　　随着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转化，地主和佃客便成为两宋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朝廷通过刑事立法公开维护地主对佃客的特权。哲宗元祐年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还严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虽直不佑"。这种刑事政策，助长了地主对佃客的压迫，到南宋末年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南宋钟相曾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把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适用"请"、"减"、"当"、"赎"法
　　封建法制"辟贵施贱"的传统，在两宋特殊情况下，不仅起不到强化其统治基础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潜在的威胁。朝廷对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适用赎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诏：除妇女犯杖以下，非故为，可赎铜以外，其余不得以赎论处。从整个宋代来看"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以减少死刑的适用
　　朝廷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调节以控制死刑：
　　一是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即对于某些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人犯通过刑部，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夺，裁夺结果实际上大都不判处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贷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谨受赂及侵盗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处了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设、配牢城等七种刑罚，除配牢城为主刑以外，其余六种均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于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统治者不能不通过"恩宥"之制来加以缓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又统称为贷雪。《宋史·刑法志》载："凡大赦 2、刑法打击的主要对象
　　两宋的刑事法律规范主要是《宋刑统》、敕以及断例、指挥和申明。从现存刑事法律规范来看，两宋刑法打击的主要对象、刑事政策以及刑罚制度都较前代有所变化。
　　"十恶"、"四杀"（劫杀、谋杀、故杀、斗杀）等犯罪依然是两宋刑法打击的主要对象。除此之外，朝廷尤重惩治以下几类犯罪：
（1）严贪墨之罪
　　宋初，"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北宋太祖太宗之世，数百赃吏或被杖杀朝堂，或被腰斩弃市，或刺配沙门，外增脊杖、籍没等附加刑。不仅在刑罚上从重论处，而且限制"请"、"减"、"当"、"赎"等法的适用。一般不以赦降原减。对有赃贪劣迹者禁重入仕途。这些措施，有效地阻止了贪赃之风的恶性发展。
（2）重惩强盗的《重法地法》与《盗贼重法》
　　其一，《重法地法》。自宋初以来，《宋刑统》和其他敕令，对包括谋反、叛逆、杀人、造妖书妖言、强盗、窃盗、恐吓取财等犯罪，处刑上都比唐律要重。
　　其二，《盗贼重法》。强盗罪在五代即为重点打击对象。宋在仁宗前对强盗罪的量刑，一般较五代为轻。
　　《重法地法》和《盗贼重法》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人身财产和利益，以严刑峻法打击民众的反抗．同时重法地范围逐渐扩大，徽宗朝对结伙强盗加兵剿杀。南渡后，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加之行法效果不佳，朝廷不得不稍缓强盗之法，但仍规定：犯强盗贷命者，"并于额上刺强盗二字"。
（3）严治传习"妖术"、"妖教"罪和"妖文惑众"罪
　　两宋时期人们经常以宗教形式秘密结合，图谋反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往往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宗教活动，被统治阶级诬之为"妖"而严加镇压。"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真宗天禧年间，就将"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等罪与"十恶"相提并论。仁宗朝对杀人祭鬼（妖术）的人犯，处以残酷的凌迟刑。徽宗时亦曾一再命令诸路提刑按察州、县对此类犯罪务必作到"止邪于未刑"。不仅对犯者"加之重辟"，而且对不觉察者加等坐罪。朝廷还规定对这类犯罪不能以赦降原免。此外对严重伤"理"害"义"的行为，特别是诈伪行为也严加惩治，量刑也较前代加重。
3、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宋代刺配刑规定详尽，主要适用于杂犯死罪减赎者和强盗、窃盗及一些累犯罪犯。依所犯罪行种类和轻重，刺面的部位和刺的字或记号都有不同，因配役地区远近，刺的深浅也不一样。细分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其一，配役有有无附加刑的区别。配役常附加黥刺和杖责二刑。
　　其二，配役有军役、劳役。前者编入军籍；后者则配往官营工矿处所就役，如煮盐、造酒、烧窑、开矿、冶铁等等。
　　其三，配役有地理远近之别。北宋初沿用五代旧制，将人犯配往西北边区服军役，后改配登州沙门岛、通州海岛和岭南一带。南宋时又有变化，大致分为海岛（沙门岛），远恶州军（琼州、万安、昌化、朱崖），广南，三千里外，二千五百里外，二千里外，一千五百里外，一千里外，邻州，本州牢城和本州州城等种类。
　　其四，配役还有放还时间的差别。凡罪重被判为永不放还的人，在南宋，经过三次郊赦之后方可移向较近地区。如不注"永不放还"，则有放还年限的区分；如果期满或者遇赦，都可以近移或免罪释放。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添附、相邻关系，质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义利并重"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思想，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初统治者注重对所有权加以保护，并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进一步规定印契（红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并政策和两宋之际的战乱，引起所有权的频繁变更。
　　两宋所有权已划分为动产所有权（宋称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宋刑统》对动产如宿藏物（埋藏物）、阑遗物（遗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不动产（田宅）所有权的转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规定要书面立契并取得官府承认，即所谓："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否则，发生纠纷，法律不予保护。
　　从当时官府对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规定中，可以推知：动产所有权之取得，以占有或掌握为必要，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只以管业收租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