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法律答问
法律答问是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是朝廷和地方主管法律的官员对律令所做的权威性解释，它们与法律条文一样具有普遍约束力。
14、廷行事
廷行事实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廷行事"即判案成例，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15、公室告
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杀伤人、偷窃财物之类的行为所提出的控告。
16、非公室告
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对此种控告，官府不予受理。
17、上计
"上计"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活动方面的情况，一般由县及相当于县级的都官向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书面汇报。中央有关部门在对其内容核实后决定有关官吏的奖惩。
18、秦代的刑法原则
（1）区分故意（端）与过失（不端）；（2）区分有无犯罪意识；（3）自首从轻；（4）规定刑罚时效；
（5）共犯加重；（6）合并论罪；（7）实行连坐；（8）诬告反坐；（9）规定刑事责任年龄。
19、爰书
是秦代司法机构的审讯记录和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案情报告。
20、比
比即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案例，也叫"决事比"。比能补律令之不足，"凡律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汉代广泛采用判例断案，比的数量很多，到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就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灵活性，但也为司法官吏破坏法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21、春秋决狱
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首创者为董仲舒，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在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根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在法律繁琐而又不完备的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春秋》经义决狱不失为司法原则的发展和审判上的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以主观动机的"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轻罪重，也往往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所谓"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春秋决狱在运作中容易产生流弊，在某种程度上为"擅断论"提供了不实的依据。
22、秋冬行刑
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的制度。汉代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执行。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朝审""秋审"制度亦可渊源于此。
23、录囚
所谓"录囚"，是指上级司法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并纠正冤假错案。汉代录囚有皇帝录囚、刺史录囚及郡守录囚。关于皇帝录囚，此事始于东汉明帝时期。刺史录囚，指朝廷派往地方的刺史从事录囚活动，以平反冤狱。刺史之制始于汉武帝时，按规定，刺史于每年秋冬季节到郡国巡察，成为"行部"。刺史行部的主要任务是"省察治状"，这当然包括审核狱讼情况，东汉时仍沿袭此制。总而言之，两汉时期，通过皇帝、刺史及郡守的录囚活动，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也有利于提高地方司法官明法慎刑的自觉性，从而使当时的司法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并对后世司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4、诣阙上书
在汉代，一般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蒙受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这叫"诣阙上书"。出现"诣阙上书"的行为，一是因为地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造成冤狱，受害者不得不诣阙上书；二是因为地方司法官吏互相推诿，不负责任，使受害者冤苦无诉，不得不越级上告；三是因为被告人权高位重或者案情重大，使受害人或知情人不得不越级上诉。诣阙上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纠正地方司法不公，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等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