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解读汉律，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其时《诗》、《书》、《易》、《礼》也被用于司法，又称"经义决狱"。《春秋》原是孔子编纂的鲁国编年史，记述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以及其他周边诸侯国的史实。在这本史书中，孔子借叙述历史之机阐发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伦理及哲学观点。因此《春秋》遂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一书是"礼义之大宗"。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可怀疑的儒家经典而被代代遵循。
怎样用儒家经义解释汉律判案子呢？我们举两个汉代的案例来说明。
《太平御览》六百四十引中讲：乙与丙争吵打架，丙用佩刀刺乙，乙的儿子甲（见此情况）用棍子打丙，却误伤其父。对甲应如何处理？有人说甲应该因殴父论罪。董仲舒认为：父子是至亲，儿子看见别人与父亲打架十分担心，（在情急之下）拿着棍子去帮忙，他并非有意要伤到父亲。《春秋》大义中有许止进药的故事，许止的父亲病了，许止给父亲喂药，父亲却死了。审案的君子原心定罪，赦免了许止死罪。甲并非法律上所谓殴父，不应依此定罪处罚。
杜佑《通典》卷六十九载：甲生了儿子乙，却将其送给丙求丙收养，乙由丙扶养长大成人。有一天，甲因贪酒色喝醉了，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很生气，用棍子打了甲二十下。甲因为乙是他亲生，咽不下这口气，就去县官那里告乙殴父。董仲舒认为：甲对乙生而不养，父子之义已经断绝。甲告儿子殴父的罪名不应被认定论刑。
案例一中，依儒家教条殴杀父亲乃大逆之罪，汉律规定：殴父当处枭首之刑。此处比附许止进药这一儒家经典中的故事，认为甲的行为并非汉律所谓殴杀父亲的罪行。另有观点认为：与其牵强说此案是法律儒家化的例证，倒不如说是依据人情对儒家经义教条化的修正。但不论持怎样的观点，都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个案审理中，对汉律的解读应用。
案例二又是子殴父的案子，甲虽未曾养育乙，但毕竟为乙的生父，董仲舒断甲应被论罪处刑。表面原因是甲乙义绝，实则也不排除主要是因甲无赖，而作此处分。情理法之间，体现的正是儒家思想的理念。
"论心定罪"——"春秋决狱"的核心
讲"春秋决狱"大都强调其论心定罪、儒家教义入律的一面，本案例中也强调其注重人情的一面，其论心定罪常常是原情定罪以求宽免。事实上，我们不妨把"春秋决狱"视为一种司法的技术，它可能在实践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法律儒家化并非其必然的追求。通过"春秋决狱"的方式，融情入法，推行儒家"仁政"的理想，这一传统对后世影响致深。
"春秋决狱"是汉代司法制度中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西汉中期，社会的发展给儒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此时在立法领域儒家学说尚未占主导地位。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们便开始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判断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依据，由此开启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极深的后世引经注律之端倪。"春秋决狱"之风盛于武帝一朝，始作俑者为当时的经学大儒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汉书•儒林传》讲：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对皇帝提出的疑难案件"，动以经对"。著名的有董仲舒和他撰写的《春秋决事比》（以《春秋》判决案件的案例）。《春秋繁露•精华》记载了董仲舒对"春秋决狱"含义的解释："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根据案件事实论证其主观心态），志邪者不待成（主观邪恶，犯罪未遂也应处罚），首恶者罪特重（首恶从重论处），本直者其论轻（主观无恶意者从轻论处）"。《汉书•隽不疑传》讲后来的汉昭帝赞赏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论心定罪"，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和量刑的轻重，《盐铁论•刑德》记载的具体内容是："《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据近人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春秋决狱考》一书中辑录的30件春秋决狱案例，其中董仲舒处理的有6件，而"志善而违于法者免"的五例，"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无一例）古书《太平御览》引《汉赵记》记载：汉代上洛有盗墓者，虽救活墓主，但仍以其"意恶"，诏"论笞三百，不齿终身""。论心定罪"原则所强调的是主观"心"的好坏，而判定"心"好坏的标准又是儒家的伦理规则"。春秋决狱"作为汉代中期以后盛行的一种特殊的审判方法，其基本特点在于以主观因素来确定罪之有无、刑之轻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但实行"春秋决狱"在客观上折中了立法和社会现实需要的冲突，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融合。经过长时期的"春秋决狱"活动，许多儒家的道德观念被直接赋予法律的含义，"春秋决狱"的推广，使儒者进入司法机关，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越来越深。
可以看出，儒学对汉代法律的影响，最初便是从司法领域开始的。"春秋决狱"所以兴盛于汉代，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春秋决狱"所宣扬的"罪止其身"、"以功覆过"原则，利于缓和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汉代族刑限于谋反等少数重罪，与此不无关系。二是"论心定罪"，从中可随心所欲地解释文意深奥的经书，以便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同时对法制上的不完备也是一种弥补。春秋决狱自汉中叶风靡一时，绵延七百余年，则是因为汉末至隋统一前，对软弱无力的君主来说，春秋决狱的儒学色彩不像法家一断于法那样强调"实力"。随儒法（指法律）合流和君权的强大，至隋唐，便影响日渐稀少了。
历史地看，"春秋决狱"对传统法律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一面，因强调"论心定罪"，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刑罚株连的范围消极的一面，亦因强调"论心定罪"，为以后王朝的罪刑擅断、言论定罪，大兴"文字狱"，埋下祸根。
七、胡蓝之狱
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余人。
（1）明初时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答：一是确立重典治乱世的立法指导思想。首先，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其次，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再次，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二是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结。明朝统治者鉴于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削弱皇权、分散统治力量的教训，在采取废除丞相制度，不准后宫与宦官干预朝政等一系列措施以外，《大明律》中还专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行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等都构成奸党罪，要受到严厉惩治：本人处死，子为奴，财产入官。
三是严酷镇压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反抗行为。明律对"谋反、大逆"一律采用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如凡谋反及大逆者，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其被株连的亲属，包括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亦不论笃疾、废疾，凡年十六岁以上者，一律处以死刑，明律的株连范围比唐律广泛得多。
四是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在《大明律》中规定：对于受财枉法的所谓"枉法赃"，从严惩处，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对于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处斩刑；对于执行监察职务的所谓"风宪官"的御史，若犯贪污罪比其它官吏加重两等处刑。
（2）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是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二是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3）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
答：明朝从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严惩贪官污吏。
一是制定明《大诰》。是朱元璋洪武18-20年间亲手制定的刑事特别法，兼有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是朱元璋重典治乱世，特别是重典治吏的的主张、实践和措施。《大诰》包括《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4篇，共236条。内容是惩治贪官污吏的典型案例汇编。
二是采取严厉措施严惩贪官污吏。《大明律》规定：对受财枉法的所谓"枉法赃"，从严惩处，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对于监守自盗， 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处斩刑；对于执行监察职务的"风宪官"御史，若犯贪污罪比其它官吏加重两等处刑。
明《大诰》也侧重打击贪官污吏，且刑罚残酷，如有"剥皮实草"等。